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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喜提春节档：降价车型热销，节后有望迎入门级购车潮******

　　澎湃新闻记者 吴遇利

　　在降价促销措施的拉动下，多家新能源车门店迎来了火爆的“春节档”。

　　1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位于上海的特斯拉、小鹏、蔚来、理想等新能源车门店发现，各家门店人气普遍高于春节假期之前，多名销售人员都表示，品牌的相关降价促销措施明显拉动了客流。

　　“实在是接待不过来，一天比一天人多。”一位特斯拉门店销售人员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春节假期客流量与日俱增，平日里最多仅需提前一天预约的试驾目前则需要提前两到三天预约。

　　1月6日，特斯拉在中国开启大幅降价，降幅从6%至13.5%不等，Model 3起售价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25.99万元，创下历史最低价格。​​​其中，降幅最大的车型为Model Y长续航版，降幅高达4.8万元。

　　前述特斯拉销售人员表示，日前的降价吸引了大批顾客前来看车，“目前没有任何优惠促销了，来看车的顾客有不少都是看中了这次的降价，春节期间明显又多了一批家庭用户。”

　　与特斯拉一样开启了大幅降价的还有小鹏汽车。1月17日，小鹏汽车宣布对小鹏G3i、P5、P7进行降价，降幅从2万元-3.6万元不等。

　　虽不如特斯拉门店那样比肩接踵，小鹏汽车门店客流也明显高于春节之前。有销售人员对澎湃新闻记者介绍，除三款车型直接降价之外，小鹏G9也推出了5000元的现金减免优惠。他表示，春节期间，受降价拉动“销量都还不错”，尤其是小鹏G3i和小鹏P5两款车型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虽然蔚来并没有降价，但前来看车的顾客依旧源源不断。蔚来销售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新能源车国家补贴已经在去年底结束，但蔚来自掏腰包将其延续至了2023年1月31日，相当于优惠1.1万元。同时他还介绍，蔚来汽车符合上海市嘉定区相关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额外获得嘉定区的2万元补贴。

　　不同于上述几个纯电动汽车品牌，理想汽车目前推出的车型均为增程式车型，自2023年起已经无法获得上海市新能源汽车牌照。有门店销售人员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春节期间“拖家带口”前来看车的顾客明显增多，不过他也坦承，因牌照问题还“需要考虑”的顾客确实不在少数，“我们主要是家庭用车的增换购，很多顾客其实已经是有蓝牌的，有没有绿牌不是什么问题。”

　　乘联会数据显示，1月1日-15日，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18.4万辆，较上月同期下降了33%。乘联会认为，1月上半月车市表现一般主要是由于前期政策透支，随着防疫政策放开后居民出行趋于正常、消费者信心恢复、特斯拉等车企降价等，春节之后，车市会有一波入门级消费者的购车潮，而2月份将会成为春节后的真正市场启动期，同时也将是疫情三年结束后的市场启动期。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